复旦平安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合办RICE-CCES沙龙“2020年中国与全球经济形势展望”

吴力波教授介绍了基于主流媒体内容构建的一个政策不确定性指数CEPU及相关研究。这个指数相比之前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基于香港媒体信息构建的中国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反映更加灵敏和有效，而且能够用以预测GDP，并深入行业领域进行一些不确定性的度量工作。值得注意的是，在2018年9月之前，两个指数在大的趋势方面基本相同，但是之后产生了比较大的背离，贝克尔指数不断上升但CEPU指数却趋于平缓。这其中或许有两地媒体宣传口径差异的原因，但不排除是由于一系列宏观政策出台起到了一定效果。吴教授还表示，政策的不确定性对于企业的投资和创新行为都会产生影响，从目前观测的情况来看，不确定性会增加上市公司的创新，但是对于非上市公司却有抑制作用。

章俊首席经济学家从危机之后全球经济的复苏角度进行分析。他表示目前这一轮世界经济的复苏是二战以来最长的一个经济周期，到目前已经将近10年，从特点来说本轮复苏力度低于平均标准，增长率低于过去30年的平均增长率3.6%，并且具有很强的脆弱性，2008以来经常出现复苏和衰退的交替，整个过程十分曲折。在2017年全世界经济赢来了一次全面复苏，中国也是在那个时候提出了供给侧改革，试图趁着经济形势良好紧缩政策，留下扩张的空间。但从2018年开始全球经济转向下行，再加上中美贸易战的影响，未来不确定性很大。2018年以来全球央行开始降息，美联储在经过三次降息之后，货币政策空间已经很小，若再要进一步拓展，只有将短期债务转成长期债务。中国目前国内的货币政策主要还是应对性的，财政政策目前加大了力度但是传导机制出现了一点问题。明年中国经济增长应该会比今年还要低，但具体增长目标定多少要看政府对于宏观经济的把握，不过最核心的问题还是就业，如果就业能够平稳的话，可以一定程度接受GDP的下行。

徐明东 副教授 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徐明东副教授基于货币政策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表示中国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今年以来在下降，和过去左右摇摆相比，目前的货币政策趋于稳定。但是现在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首先从量上来看，尽管通过降息和降准释放了很多流动性，但却很难流入实体经济，因为房地产、影子银行以及政府债务侵占了绝大部分的资金。然后从价格方面来看，尽管银行利率下调了不少，但是在企业层面依然面临了融资贵的问题。今年国家的LPR改革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信号，一方面从制度上让贷款利率和市场接轨，另一方面也分割了房地产和实体企业贷款利率，为后一步实体企业降息创造条件。从利率角度来看，目前中国还有降息的空间。

范子英教授从财政角度对中国经济进行了分析。范老师表示财税数据要比GDP数据更能够反应经济的实际情况。财税是经济的晴雨表，在经济比较活跃的时候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就比较大，反之若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小就代表经济不活跃。从今年1到10月份的税收数据来看，除了10月份以外，其他月份和去年同比基本都在负增长，特别是下半年明显恶化速度很快。明年情况预计更加不乐观，可能连零增长都难以保证。前几年曾提出过的财政收入减少的风险，现在已经变成了现实，因此不能期待明年有特别大的减税政策。另外，之前国家的减税政策总体上采取的是全面性的宏观减税，但是从刺激经济的作用来看，结构性减税的作用效果要更好，要给投资积极的部门减税。

周伟林教授结合区域经济发展谈了自己的看法。周老师表示近些年国家出台了许多区域发展的战略，同时也在包括一带一路、港珠澳大桥、进博会在内的重大项目中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现在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如果经济增长速度能够保证，那么投资的钱就有回报，否则形势就会很严峻。从房地产来看，目前一线城市房价以下跌为主，二线城市房价继续分化，三四线城市房价由涨转跌，包括深圳这样本来经济很好的地方情况也不容乐观，写字楼大面积退租，甲级写字楼空置率超40%，租金大幅下滑。上海的情况也一样。另外，企业的境况也是苦乐不均，很多企业受大环境如周期、结构的影响比较大，但也有不少企业目前发展态势良好。现在情况比较好的企业大多是大型企业，中小企业普遍比较艰难，因此需要坚持市场中性，加大改革开放力度，不断改善营商环境。

章奇副教授分析了中国经济面临的短期和长期风险。章老师认为，中国经济结构性的变化导致长期增长趋势放缓，因此短期来看，经济增长下滑本身不应该引起紧张。但目前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不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作用都是在不断递减的。且这些政策很大程度上是经济高速成长期所形成的，在应对经济下滑时如果不做相应的调整，会进一步加速经济下行。更重要的是，中国目前最大的挑战还是深层次的结构性的矛盾没有解决，这是长期风险。中国在2008年之后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最有活力的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为代价的。目前许多政策和资源，包括通过各种投融资机构的投资渠道，都导致资源加速向大企业靠拢，而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在不断萎缩, 最终导致经济活力下降，对财政收入、就业形成挤压。此外中国经济主要还是外向型经济，如果中国和美国不能在根本面上改善关系，其对中国负向冲击的影响不容小觑。

罗长远教授着眼于明年中国经济的希望点。他认为从大盘来考虑，明年情况会比今年改善一点。美国的全球战略已经差不多完成了预期目标，因此美国方面的不确定性也在降低，这对我们国家是有好处的。中国和欧洲、中国和日本目前有着不错的合作前景，此外，我们国家开设了自贸区的新片区，有望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国经济很多方面都值得期待，但现在最大的风险还是来自于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因此可能造成地方政府制定的目标和最后实现的情况差距很大。

李志远教授则结合自己最近的一篇论文，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说明与全球生产链条紧密结合对我国实体经济的重要性。李老师表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生产中参与的深度会影响到制造业投资。中国从1990年代开始通过加工贸易最早进入了全球生产价值链，这一实践带来了今天的经济繁荣。商务部钟山部长前些日子发表的文章中强调对外开放才能让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之路，并提到进一步扩大开放的两个关键点，一个是进口，一个是外资，这些都关系着我们能否将中国的制造业和全球价值链绑定在一起。

章元教授认为中国经济未来的风险点，一个是财政收入，部分地方政府财政出现入不敷出，另一个是实体经济的低迷，前些年三降一去一补以及环保政策让很多中小企业受到冲击。另外还有一个事实很重要，就是中国目前GDP构成中，第二产业比例已经降到40%左右，而服务业已经是52%以上。服务业主要依靠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因此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拉动增长的效果不如之前明显。此外，银行用大量资金去买地方债务或者为了规避风险，留给实体经济的资金并不多。目前部分旧产业衰退过快，新的产业还没有能及时兴起，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衔接不及时，因而明年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还应该适当放宽一些。但总体来说，我们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不必过于悲观。

最后张军院长进行了总结发言。他表示目前中国经济遇到的下行压力非常大，应当采取一些反周期的政策进行调节，但目前政策的传导机制出了问题。要逆周期调节有效，就必须提高商业银行的风险偏好，但是近些年来政策转向使得商业银行的风险偏好持续降低。2008年，国家鼓励商业银行进行市场化运营，银行业推出了很多理财产品和信托服务，在2013年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逆转，特别是到了2015-2016年提出供给侧改革核心是去杠杆，金融机构全面去杠杆的结果就是市场化的资源迅速清零。目前对于风险的防控变成了政治任务，去杠杆也变成了政治任务，因此没有了回旋余地，所有金融机构都在抽流动性。从根本上说，这与中国在2013年之后整个经济管理体制出现的根本性转变有关。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政府主动调低了增长率目标，中央要求地方政府把重心放在了控风险上。但是，目前地方政府风险主要是和债务有关，而债务风险又与投融资相关，只有经济增长起来债务风险才能解除。中国和西方社会不同的一点是，西方社会债务主要用于社会保障，而中国的地方债很多都形成了资产，是能够形成收益的。所以，中国目前面临的种种风险其实都是经济下行的结果。未来中国经济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长水平，而保持增长有两方面十分重要，一是要提高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的风险承担水平，二是要创造宽松的市场环境，让市场主体公平竞争，激发市场活力。

沙龙结束前，张晏副主任代表主办方特别感谢了倪德明校友学术发展基金对RICE-CCES沙龙活动的资助。

撰稿：李世彦

摄影：李国徽